去年秋天，在一篇题为Innovation Starvation（“创意饥荒”）的短文中，科幻小说家Neal Stephenson哀叹美国航空事业的没落。在文中，他回忆起当年坐在巨大的黑白相间的双子星座任务海报前，那种神奇和惊叹的感觉。他说当年见证的是最后一架航天飞机的发射，并为此深表遗憾。对他来说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（NASA）放弃对载人航天技术的探索意味着“人类社会对此表现出的无能”。
出生在科技繁荣的二十世纪中期的Stephenson对航天航空的未来有着美好憧憬：人类将在火星上建立太空站，还可以在那度假。Stephenson说，这个梦想并没有实现，今后应该也不会有人再做这样的梦了。
天体物理学家Neil deGrasse Tyson最近也发出同样的感叹：“在我们登上月球后，我们的梦想就停止了。”他们都认为现在的美国满足于上世纪的科技成果，而不愿继续创造未来；如今科技产品数量种类日益增多，却没有质的飞跃。
Stephenson在文章中还写道：“人们必须实实在在地去创造新的科技，这是人类摆脱目前困境的必由之路。但糟糕的是，我们已经忘了应该怎么做了。”
而那些科学家、工程师和相关管理者们则首当其冲需要肩负起创造新科技的责任。大半个二十世纪以来，贝尔实验室无可争议地成为了美国最富有创意的研究机构，Jon Gertner在其著作：《世界创意工厂：贝尔实验室和伟大的创新时代》中将贝尔实验室比作世界的创意工厂。
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和研究员的科技发现和发明不胜枚举：晶体管、激光器、太阳能电池、发光二极管、数字交换机、通信卫星、电子数字计算机、蜂窝移动通信设备、长途电视传送、仿真语言、有声电影、立体声录音，以及通信网等许多重大发明都是在贝尔实验室诞生的。物理史学家Michael Riordan认为“不会再有任何机构能够超越贝尔实验室对国家科技发展做出的贡献”。
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名册就像是诺贝尔奖的颁奖名单。曾有人开玩笑说，如果一个小研究员在某个项目上卡壳儿了，他可以当面向相关著作的作者讨教；而且在那里，不管年龄差距多大，研究员之间都可以针对某个项目自由探讨甚至争论。
贝尔实验室不缺乏天才，但关键是要怎么将这些人才资源最大程度地优化组合。这要感谢Mervin Kelly，是他提议建立这样一个“创意科技研究所”，用开放式的管理方式，让各界顶尖人才自由交流；他眼光长远，而且从来不为未来的发展设限，这也给了研究员们很大的创造空间；他也不会因为暂时的经济损失而放弃某个有意义的研究项目。
追根究底，到底什么是所谓的创意？
Kelly以及他的接班人都坚信顶尖科技领域的发展是不可预测的，而Stephenson反驳说，正是因为谷歌（搜索引擎）的存在让他们开始变得谨言慎行。Stephenson发问道，到底什么才是创意？它长什么样子？它是怎么产生的，而我们如何才能拥有更多创意？
当今社会，所谓“创意”更多时候只是喊口号，一些蹒跚起步的初创公司往往曲解了它的真正含义。对此，Kelly的解释是，失败是必经之路，一项新科技的诞生不可能一帆风顺；而允许失败发生的地方才能成为真正具有开创性想法的发源地。
John Pierce制定了如下管理制度：所有管理层都必须从研究员中提拔；所有研究员都不需要负责筹集资金；投资公司必须持续支持所选定的项目；即使项目终止，研究员也不会被解职。在许多其他机构这样的管理制度是不可能实行的。
究其根本，贝尔实验室是AT&T的一个下属机构，但又独立于AT&T；许多年内，它都是美国最大的雇佣机构，却没有竞争压力。然而，“对事态保持远见”是把双刃剑，如果一个项目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有所收益，为什么不把钱花在短时间内就能投入市场的项目呢？
正因如此，1984年开始，贝尔实验室的黄金时代结束了，它再也没能重现昔日的光彩。与美国政府一番讨价还价之后，AT&T将部分专利公开并可以免费使用。如此一来，AT&T就与其他科技公司无异了。
要重现贝尔实验室几乎是不可能的，Gertner在其书中将贝尔实验室与硅谷进行比较，一个是纯实验室性质的机构，一个是科技公司集合地。两者的许多不同点也充分说明了这个不可能性。
有时，真的很难想象那个辉煌的年代已经处于英国和美国历史年鉴的顶端，当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是整个社会的偶像，一个英国乐队甚至要为收购商业卫星写歌。也很难想象会有一天，那些曾改变世界的发明家们被当成英雄一般崇拜。然而，这也并不是说他们不是英雄，也不是说他们不会再次成为世界的英雄。
Via TheVerge
